老罗最新一期采访 MiniMax 闫俊杰的播客，四个小时，终于稀稀拉拉听完了。

听完后，也就没然后了；毕竟信息在脑中过去，犹如刮风一样丝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所以，我又把播客下载下来，转换成文字，死磕了一遍。

这一遍，让我对闫俊杰的表达，有了新的认识。

如果说罗永浩代表古典互联网时代对“产品”和“情怀”的追求，那闫俊杰展示了一种全新的、甚至带着一点非人感的物种。

你看他温吞、佛系，甚至有点迟钝，但在这张毫无攻击性的外表下，藏着一套近乎冷酷的操作系统。

为什么我要下这个结论？复盘 MiniMax 的三年，我看到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去魅」。

咱们平时看那些 AI 大佬，要么极客范儿十足，要么满嘴改变世界的精英，但在老罗的直播间里，闫俊杰太“素”了。

发际线有点高，人有点微胖，甚至在公司里，大家居然管他叫“中登”，意思就是“长相中等登样” 。你可能觉得这人挺逗、挺佛系；但细品他在访谈里说的一个细节，就大有不同了。

他说为了减肥，去打了司美格鲁肽。打完之后，食欲没了。他的原话是：感觉自己变成了圣人。

大家听了可能哈哈一笑，觉得是幽默。但在我眼里，这简直是一个狠人的隐喻，一个为了达成目标，可以随时修改自己身体参数的人。

这种对欲望的剥离，一旦用到公司管理上，就是一种极度可怕的理性。

你看他对危机的反应，完全不像个正常的碳基生物，当初硅谷银行倒闭，MiniMax 所有钱都在里面，眼看要发不出工资了；换一般创业者，这会儿估计早就崩溃了，或者至少得焦虑得睡不着觉吧？

闫俊杰没有。

他的回忆里，没有一丝惊慌失措，他说，这事儿既然发生了，那就别浪费时间去难受了，赶紧算算怎么活下来，怎么把损失降到最低 。

再看他对竞争对手的态度。

今年 DeepSeek 火成那样，把大家脸都打肿了；正常人心里多少得有点酸吧？有点“既生瑜何生亮”的不甘心吧？

他没有。他淡淡地来了句：我不嫉妒……我觉得是他们应得的。这哪像人在说话啊？这简直是一台服务器在输出计算结果，在他那套操作系统里，好像根本就没有情绪这个模块。

他在访谈里老说自己“认知不够”，还会自我 PUA。这话翻译成大白话是：我的模型没跑好，误差变大了。

误差变大了怎么办？哭有用吗？没用。你得赶紧找找是哪层参数设错了，把权重改过来，然后接着跑，这就是第一代 AI Native CEO 最吓人的地方。

他不跟你演什么热血沸腾的创业故事，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没有感情的“算力节点”，输入信息，算出最优解，然后执行。

所以，我说，看着佛系，其实是“情绪参数归零”，这种人，才是最难被击败的。

既然有了这么一颗“莫得感情”的 CPU，那 1989 年出生的闫俊杰做出来的决定，自然就不可能按常理出牌。

常理是什么？迷信大牛，迷信硅谷光环，是我们要聚焦，但他这套系统启动后的第一步，竟然不同。

哪里不同呢？

先说人。回想一下 2021 年那会儿，AI 圈子都在抢什么人？各家公司都在抢大厂高管、海归的博士、抢自带光环的“明星科学家”，那可是“诸神之战”。

好像谁家没几个 Google、微软回来的大神，都不好意思跟投资人打招呼。

但 MiniMax 呢？简直是“草台班子”。闫俊杰找了一帮什么人？一帮年轻得不像话的生瓜蛋子。外界甚至吐槽，这团队配置也太素了，连个能镇住场子的海归大牛都找不到。

是请不起吗？肯定不是。

闫俊杰在访谈里说了一句比较扎心的话：我觉得之前的经历很多东西是没用的……甚至很多传统 AI 的经验是相悖的。

这就很有意思了。在咱们看来，经验是宝贵的财富；但在他的算法里，这叫过拟合 (Overfitting)。

你想啊，旧时代专家，脑子里装的都是上一代参数，他们太懂怎么调优一个小模型，太懂怎么做一个人脸识别了，但在 AGI 这个新物种面前，这些旧权重反而成了偏见，成了阻碍。

反倒年轻人，没经验，也没被污染，他们就像一张没被训练过的显卡，算力纯净，可塑性极强。

他还搞出了“实习生也有实习生”的操作。让 AI Agent（智能体）去给实习生打下手，干写代码、修 Bug 的脏活累活，这哪是招人，这分明在搭建一个人机混合的算力集群。

除了人，还有事儿。如果别的创业公司，投资人肯定会按着头让你“聚焦”，你一个小公司，资源有限，先把文本模型搞好行不行？

但闫俊杰偏不。

他一上来搞了个“全家桶”：语音、文本、视频，我全都要；在当时看来，这简直找死，不仅违反了商业教材里的定位理论，也违反了创业公司的资源约束。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他信物理学里的 Scaling Law（规模定律） 。

在他的算法里，Scaling Law 有个前提，你的输入数据必须是完备的；你想想，人类怎么感知世界的？不光靠读文字，更得靠听、靠看。

如果我们想要造出真正的 AGI（通用人工智能），却只给它喂文字，那就像想培养一个天才，却先把他的眼睛蒙上、耳朵堵上。这在物理上就不可能收敛到人类智能这个全局最优解。

既然终局一定是多模态融合，那为什么要为了短期的“容易”，去造一个“残疾”的模型呢？

所以，在访谈里，他特淡定地说，做语音、做视频当时看起来很蠢，甚至做了两年语言模型都没啥直接产出，但只要目标函数是对的，中间的亏，都为了收敛到全局最优解所付出的代价。

参数（人）找齐了，目标（多模态）也定好了，怎么让这几百号“生瓜蛋子”，像一颗大脑一样精密运转？

按照熟悉的互联网大厂逻辑，这时该上“管理手段”了，定 OKR、搞赛马机制、建中台、设层级，这也是很多大厂最引以为傲的“屠龙术”，但闫俊杰把这些通通扔进了垃圾桶。

他在访谈里有点凡尔赛地说：我们公司没有 OKR，也试过，发现根本行不通。

为什么行不通？

这要回到理工男的脑回路了。在他眼里，公司是一个巨大的、待优化的函数。传统OKR 是什么？我知道桥在河对面，咱们拆解一下怎么搭桥，那是确定性环境下的工程管理。

但在 AI 这个无人区，前面是一片迷雾，根本不知道桥在哪。这时定 OKR，就是瞎指挥。

那 MiniMax 靠什么管人？

靠算法，全公司最核心的会议，叫CD 会；这个词儿听着挺玄乎，其实是数学术语 Coordinate Descent（坐标下降法）的缩写 。

啥意思呢？

在多维空间里，我们不知道最低点（最优解）在哪，但可以让每个人（每个坐标）轮流调整，每次调整都让整体的 Loss（误差） 往下降一点点。

智远认为，这是一套极度理性的“硅基管理哲学”。

第一，消灭了中间商。

传统公司里，产品经理是干啥的？写文档（PRD）、画原型、催开发；但在 MiniMax，这套流程太慢了。

闫俊杰要求，产品经理得自己能写代码，能做 Demo，因为在神经网络里，神经元之间是直接传递信号的，不需要一个翻译官在中间传话。

那些只懂“协调资源”的中间层，在这个系统里就是增加了延迟（Latency），必须被优化掉。

第二，残酷的“剪枝”。

这套系统听着很美好，运作起来很冷酷；我记得前段时间看一个报道说，MiniMax 高管流动性很大，甚至有早期合伙人被请走。

咱们看来，这叫内斗或者动荡，而闫俊杰的算法里，这叫剪枝（Pruning）。

如果一个参数（员工）的调整，始终不能让全局的 Loss 下降，甚至导致了模型发散（团队内耗），那么，不管他资历多老，在这个函数里，他就是无效变量，必须归零。

所以，你看 MiniMax 的组织，既没有大厂温情脉脉的家文化，也没有打鸡血的兄弟文化，它更像一个高压运转的计算集群。

每个人是一个变量，大家不看脸色，不看 PPT，只看一件事：每一次迭代，有没有让那个该死的 Loss 值往下降一点？

这就是 AI Native 公司的真面目：极致扁平，极致效率，以及，呃……极致的无情。

既然这套“硅基管理系统”这么厉害，是不是就无敌了？

并没有。

这台精密的机器在 2024 年上半年，也差点死机；那是 MiniMax 最纠结的一段时间；虽然Talkie在海外火了，但也让整个公司染上了一种互联网旧势力的病毒。

那就是，追求虚荣指标（Vanity Metrics），闫俊杰说，那时，投资人天天盯着问 DAU（日活），公司内部开始疯狂讨论投流、买量、留存。

这好比一个本来要练神功的武林高手，突然跑去练胸口碎大石了，因为来钱快，观众爱看，而且，这个时刻DeepSeek（深度求索） 横空出世了。

DeepSeek 干了什么？

没买量，没做复杂的App，靠一个强得离谱的模型，几天之内用户量炸裂，把所有还在卷投流的公司（包括 Kimi，也包括 MiniMax）脸都打肿了，这种行为，间歇性给MiniMax一个大嘴巴子。

他既没有像有的同行那样，在那儿愤愤不平地算 DeepSeek 到底亏了多少钱，也没有像有的巨头那样假装看不见继续硬推，而是，把大嘴巴子识别为了一个极为宝贵的误差信号。

那MiniMax干了什么事儿呢？

一，砍掉胸口碎大石的项目：为了堆产品功能、为了虚荣指标而分散算力的项目（比如那个类似“即梦”的视频产品），直接停掉。

二，修正权重：既然智能才是核心，那就把算力从运营那里抢回来，重新 All-in 到数学、编程这些最硬核的基础能力上。

三，认错迭代：在访谈里他坦然承认自己“认知不够”，这叫根据最新的误差值，更新了自己的参数。

很多人觉得 DeepSeek 是 MiniMax 的对手。但智远看来，DeepSeek 更像 MiniMax 这个神经网络的一次强效“梯度修正”。

如果没有被打脸，MiniMax还在互联网流量思维的局部最优解里打转。正是这种修正，证明了闫俊杰这套系统的“鲁棒性” (Robustness) 。

一个优秀的系统，当巨大的外部冲击到来时，它能接受对手的启发，瞬间完成自我纠错。

一颗莫得感情的 CPU（闫俊杰），带着一堆没被旧时代染过色的生瓜蛋子（年轻人），跑着一套只看结果、不讲面子的算法（CD会），最后，还得加上脸被打肿了、下一秒就能立马调头的狠劲儿（纠错机制）。

这确实是一个能够在这个乱世中活下来、甚至跑得很快的新物种。

但复盘最后，我不得不面对那个最扎心的问题，也是罗永浩在访谈里反复追问、甚至有点焦虑的问题：如果公司都变成了这样，那我们人类，比如：产品经理、中层管理者，在这个系统里还有位置吗？

闫俊杰回答很含蓄，他说边界会模糊，说大家都要懂技术。 但在我看来，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极其残酷：因为传统的中间层，注定消亡。

在罗永浩的古典认知里，产品经理是“我有想法，工程师来实现”的人，是负责“指挥”的；但在闫俊杰的算法里，这个协调者的角色权重，正在无限趋近于零。

为什么？

因为他要求产品经理得自己做 Demo，自己写代码；在 AI 赋能的组织里，“想法”到“实现”的路径被无限压缩了；以前需要一个部门、开五次会才能干完的事，现在一个超级个体+ AI就能干完。

所以，智远认为，未来公司组织，大概率会收敛成一种“哑铃型结构”：

一端是“架构师”，像闫俊杰这样，负责定义目标函数（Target Function），负责设计系统如何运转，负责在至暗时刻计算生路。

一端是“超级节点”：能够直接利用 AI 产出结果的个体，或者是能提供高质量数据（Data）的人，哪怕你是写小说的、画画的，只要你有原创性，你就是高权重的参数。

而夹在中间靠传递信息、协调资源、管理情绪为生的科层制管理者，将被系统无情地剪枝。

这听起来很悲观吗？

访谈最后，闫俊杰提到了特德·姜的小说《软件体的生命周期》；那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与数字生命共存、共同进化的故事，或许，这就是一场“物种进化”。

MiniMax 的三年，不仅是一家创业公司的突围史，更是一份未来组织的生存实验报告。

它告诉我们，在 AI 时代，想要不被组织系统优化掉，唯一的办法，成为那个定义算法的人，要么，让自己也进化成系统的一部分。

至于还抱着旧地图、沉溺于中间管理的人，抱歉，系统对齐的函数里，容不下噪音；罗永浩用生意思维，巧妙地把这套冷酷但有效的生存逻辑给“聊”了出来。

有意思。产品底层是模型，把模型做好，剩下的，都只是渠道。以上，仅代表智远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