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各种营销名词过度包装的「学前教育」到底还缺少什么？

2017年11月23日下午近5时，已经接近放学时间，位于北京管庄新天地社区的红黄蓝幼儿园大铁门紧闭，门外挤满了媒体记者、围观群众以及维持秩序的保安，而那些等着接孩子回家的家长们却默默站在最外围。

红黄蓝幼儿园内此时还有300多个孩子在上课。

门外挤满了媒体记者、围观群众、保安，以及家长。

《新京报》11月22日报道的最新一起疑似虐童案正发生在这家幼儿园。据悉有多名“国际小二班”的孩子被发现身上有针眼痕迹，并且被喂不明白色药片，家长已向警方报案。

整个校园里看不到任何员工在走动，没有孩子在操场上活动。只有一个保安站在门岗，面对着记者的麦克风和录音笔俨然成了临时新闻发言人：“你以为我们关门了吗？我们好好的，里面还有350多个孩子在上课。”

“小班的孩子们今天上午差不多都接走了。明天我们也不来了，先退学，再重新找幼儿园。”一位今年9月刚入读这所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家长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事发之后小班的教学秩序受影响最大，“我们回家不敢问孩子在幼儿园发生过什么，怕他知道了，以后会产生厌学情绪。”

“我对我儿子的班主任还挺信任的，因为她从小班就开始带，一直到现在大班。立案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不想猜疑那么多。”一位同样就读于涉事红黄蓝幼儿园的孩子的妈妈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她目前最担心的并不是孩子到底有没有被虐待，而是当孩子走出校门看到那里比往常多了很多不明身份的大人交头接耳，会不会开始讨厌来幼儿园。

铁门外殷切等待着的人群。

这位家长早晨在家长微信群得知虐童消息，随后便收到带班老师的微信，“她没讲什么，只是通知我们下午继续5点钟来接孩子放学，并建议家长耐心等待调查结果，不要轻易相信网上的不实传言。”

在连续爆发学前教育机构虐童事件之后，家长们的注意力恐怕早已经不是关心这些教育机构声称的“先进教育”方法是否真的存在，所有人担心的只剩下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孩子们的安全。

与一些创立时间不久，处于管理权模糊地带的早教机构不同，这家位于北京朝阳区的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存在已有10年之久，其背后的母公司是“北京红黄蓝儿童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黄蓝”），后者1998年就成立了，并于今年9月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截至2017年7月，这家公司在全国拥有1300多家亲子园（0至3岁）和近500家幼儿园（3至6岁）。

根据其IPO报告显示，红黄蓝幼儿园采用“直营+加盟”模式，直营幼儿园每年新增10至15家，加盟幼儿园每年新增40至50 家；亲子园以加盟模式为主，每年新增100至200 家。公司近年营业收入增速保持在30%左右。

根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红黄蓝招商员工展示的加盟资料显示，其四类城市（即地级市）的加盟费为80万元，每年上调，其中特许连锁费一项为45万元；省会城市或一线城市的加盟费更高。加盟商每年还要缴纳至少7万元的品牌使用费。

“涉事人员现在都处于停职状态，配合公安部门调查。”北京市朝阳区教委目前已经进驻该幼儿园，据教委信访办的一位吴姓负责人证实，目前相关班级的教师和保育员都已经全部被替换。

北京市朝阳区教委信访办的吴姓负责人接受媒体群访。

“我们后面会通报进展，对这个事情绝不隐瞒。作为教委，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还是要保持这个园的稳定，这个幼儿园还有300多个孩子，不能因为这一个班出事，别的班的孩子就置之不顾。”这位负责人11月23日在事发幼儿园门外接受媒体群访时说。

成立之初，红黄蓝这个品牌只是一个托管0至3岁幼儿的托儿所。2003年，也就是公司成立5年后，它开出了第一家幼儿园。“当时红黄蓝亲子园运营形势很好，管理层就是否运营幼儿园有不同的意见。毕竟进入新领域意味着要花费更大的投资，承担更多的风险。但是经过反复讨论，还是达成了做‘0至6岁一体化教育’的共识。”红黄蓝上市后在一篇名为《那些敲钟人》的文章中介绍说。

“我们属于民办教育，园所资质可以找教委查询，都有登记备案。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我们也正在全力配合和协助，还没有最新消息。”11月23日下午红黄蓝教育机构公关负责人崔女士对《第一财经周刊》给出的回应相当有限。

红黄蓝将业务延伸到幼儿园领域，的确切中刚需，而加盟店的发展一旦提速，管理就会成为挑战。“我觉得出现今天这样的悲剧，关键因素还是出在师生配比不合理的问题上……现在家长们也应该对这个事要理性看态，不能走极端。我们可以不做幼师，园所停办，但那么多孩子他们怎么办……”一位在北京连锁托儿所品牌的创始人对《第一财经周刊》表示。

1998年，幼儿园服务的市场缺口已经开始出现。以发生此次疑似虐童事件的幼儿园所在区域为例，据当地居民称，北京朝阳区当时的幼儿园数量非常有限，公办幼儿园对“入学资格”做出了苛刻限定，户口是不可逾越的门槛。而10年前，这所涉事的红黄蓝幼儿园依托于“北京新天地”这个大社区成立之初，差不多是附近方圆三四公里内唯一的私立幼儿园。

可以说，红黄蓝是随着中国的一线城市逐渐成为“移民城市”而发展起来的，其创始人曹赤民在创立这家幼儿教育机构前从事的是房地产行业——那是另一个伴随这种人口迁移兴旺起来的行业。

在曹赤民看到教育领域商机的时候，另外一些人也看到了，比如东方爱婴的创始人贾军。后者领先一步在1998年早些时候就注册了公司，并在开出第一家早教中心的第二年（2000年）就启动了加盟模式。

红黄蓝在紧随其后的2001年也开始招募加盟商。“加盟连锁在当时国内任何行业都算新事物，在教育领域几乎是空白。”《那些敲钟人》里写道。

正是靠着这一模式和与对手竞赛的热情，红黄蓝在10多年时间内开出了近2000家早教机构。幸运的是，它逐步做大的过程还赶上了另一个好时候，2015年开始放开的“二孩”政策为其带来了真正的“婴儿潮”。

“我们一开始设立了500个园所的发展目标，逐渐提升到600个、800个……未来5年，我们的目标是让红黄蓝亲子园与幼儿园总数冲击3000家。”红黄蓝连锁发展中心总经理胡俊高在《那些敲钟人》中说。

因区别于公立幼儿园的“国际化视野”“全球教育资源”和“先进教育模式”定位，红黄蓝也曾在深陷中产阶级焦虑的70后、80后父母那里获得了美誉。作为品牌塑造的一部分，9月在纽交所上市当天，红黄蓝还邀请了合作音乐启蒙课程的美国教育机构The Music Class的创始人 Rob Sayer一起参加敲钟仪式。这是一场成功的IPO，红黄蓝上市首日收盘报25.9美元，较发行价暴涨40%，全球的投资人都看到中国人口红利留给学前教育的巨大商业机会。

根据Frost & Sullivan的研究和预测，2016 年中国的学前教育市场规模已达到4716 亿元，至2021年有可能达到9200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4.3%。

但是人才方面的准备速度从来不像硬件那样遵从摩尔定律。“我们现在最大的瓶颈，是早教面向的都是中高端家长的孩子，但为孩子服务的人很多都是专科院校毕业的。”一位早教机构负责人对《第一财经周刊》称。